观史｜回望诸葛合作社

在抗战烽火中，山东根据地曾发起合作社运动。当时的(de)合作社如星火燃起。起初，它是群众眼中的陌生面孔，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，但随着减租减息的风潮兴起，随着群众的觉醒，它从消费走向生产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农具社、信用社、医药社……雨后春笋般(bān)破土而出，为人们提供(tígōng)粮食、资金(zījīn)、医疗，甚至文化的滋养(zīyǎng)。 在(zài)1946年1月召开的山东省农林(nónglín)合作会议上，主持人耿光波介绍，据不完整统计(tǒngjì)，全省合作社共计4448处，共有纺车720735辆，织机106227张。 山东根据地的合作社类型(lèixíng)众多，从中心社到联合社，再到生产推进社。这些合作社不仅(bùjǐn)支撑(zhīchēng)起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命脉，也为未来的社会建设埋下了种子。 解剖一只麻雀，便可(kě)窥见一群飞鸟的骨骼与(yǔ)血脉。今天，我们回望沂蒙山区最早(zuìzǎo)的合作社——诸葛合作社的起伏，以期重温抗战烽火中军民同心、一致斗敌的精神。 成立合作社，既是抗战形势所迫，亦汇聚着共产党人审时度势(shěnshíduóshì)的智慧。当时(dāngshí)，敌人的围困封锁(fēngsuǒ)，使根据地(gēnjùdì)军民的经济供给十分困难，我军(wǒjūn)的枪弹、衣食、医药极为缺乏，民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更是极度困难，有时一斤盐得10斤谷子才能换(huàn)到。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供给，适应抗战需要，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救灾支前运动。 在红色沃土诸葛乡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靳玉翰、王金增等，积极响应党组织(dǎngzǔzhī)号召，于1939年秋以马家河北(héběi)村王金增开办的染坊为基础成立合作社，开始组织小农具(nóngjù)经营业务。他们还以职业(zhíyè)为掩护，传递党内情报。当年的染坊，现只留下地基遗迹(yíjì)，唯有大门口那眼深井保留旧时模样。 合作社紧紧围绕群众(qúnzhòng)需求展开(zhǎnkāi)工作。当时的(de)铁制小农具稀缺且价高，一张犁子的价格与上百斤粮食的价格相近。为使当地农民能买到较为便宜的农具，他们从200里外的博山挑犁子、铲头、犁底等(děng)(děng)生产资料，赶集摆摊，供应群众。同时，开展回收业务，将群众用坏的废犁、废铲等废钢铁收购起来，送往博山换回新的。“合作社成立时，只有三五人，资金也困难，货用扁担挑，经营(jīngyíng)业务量小。后来业务量大了，博山货主就(jiù)用骡子送货，基本平抑了市场，满足了供应。”马家河北村党支部(dǎngzhībù)书记王士友介绍。 当时八路军和党政人员生活条件艰苦，进入冬季，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。区乡政府发动群众(fādòngqúnzhòng)(fādòngqúnzhòng)(qúnzhòng)开展募棉运动，解决党政军人员的衣着困难。诸葛乡当时所种棉花很少，棉、纱、布均处于奇缺状态，靳玉翰、王金增先是发动群众捐钱(juānqián)，每户从一千两千到三万五万不等（当时流通法币，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）。后又组织人力从坦埠买回棉花，加工成熟(chéngshú)棉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，开展土纺土织。他们到外地(wàidì)请机匠当师傅、请木匠做(zuò)纺线车，大力宣传，上门(shàngmén)动员，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村庄。当时群众唱(chàng)着募棉歌：“秋风起，天气寒(hán)，想起战士要衣穿，棉花土布价钱贵，八路经费有困难，咱们组织募棉会，有钱出钱、有棉出棉，军民同心斗敌顽。” 1940年春天，靳玉翰(jìnyùhàn)等人借用了(le)刘家河北刘门章的三间堂屋(tángwū)，办起了纺织(fǎngzhī)社，添置了一部轧花机，一部弹花机，人员也有所增加。纺织社的主要业务是纺织、印染(yìnrǎn)，同时经营生产资料。是年先后有上下华庄、百鼓峪等村，也办起了纺织社。在纺织社的基础上，1940年12月，正式成立了诸葛乡合作社，靳玉翰任社长。 1941年春，乍暖还寒。合作社搬进了李家河北村(cūn)的一处老宅院——合作社会计李洪正的家中。三间堂屋、一间南屋，外加个西棚，成了当时(dāngshí)整个合作社的“中枢”。院子里时常堆着棉花、纺车和(hé)布匹，脚步匆匆的社员进进出出，或扛着染好(rǎnhǎo)的布料(bùliào)，或抱着账本低声交谈。 染坊依旧设在王金增家中，由他的(de)(de)弟弟王金沛负责洗染。可那时(nàshí)，物资紧缺，连最普通的驼黄色染料都成(chéng)了稀罕物，军衣迟迟无法(wúfǎ)制成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合作社发动群众上山摘槐花、搓花粉，一筐筐送进染坊。大缸里泡着的是黄灿灿的槐花水，染出的布料透着淡淡的清香，成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。 织机声此起彼伏，妇女们(men)坐在炕头纺线，男人们挑着担子往返集市，孩子们也(yě)学着大人的模样卷线团。这不仅(bùjǐn)仅是一场生产自救，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战行动。土纺土织(tǔzhī)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，也让沉寂的村庄(cūnzhuāng)活了起来，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余钱，脸上多了笑容，日子在战乱中悄然复苏。 1941年1月(yuè)，沂蒙专署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局。这一年在区联社领导下，诸葛乡(xiāng)的村社发展很快，全区65个村，村村都有合作社。各村社发动群众入股，有钱的入钱，没钱的入物，股金多少不(bù)限，经营按季兑现红利。合作社还经营缫丝业务(yèwù)，夏天收起蚕茧，缫成小丝，挑到敌占区的泰安、潍坊、青岛等(děng)地出售，换回(huànhuí)部队急需的药品、军火等物资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 1941年9月23日，国民党五十一军进攻(jìngōng)(jìngōng)八路军坚守在(zài)卞山的独立营三连及二区区委、区公所机关，诸葛乡根据地沦陷。这时乡合作社及各村纺织组都将物资财产实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合作社的轧花机、弹花机未及时转移，被敌人抢去(qù)。安家圈纺织组徐金铭将六匹棉布(miánbù)埋在土(tǔ)窖里，因坏人告密，被敌人扒去。在敌伪顽的进攻“围剿”下，北沂蒙仅有的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，合作社只得暂时(zànshí)停业。 1942年8月上旬，我鲁中军区(qū)发起反顽战役，将国民党五十一军打退。在区委(qūwěi)、区政府领导下，停业近一年(yīnián)的(de)合作社又重整旗鼓开办起来，10月，成立(chénglì)了诸葛区联社。在区联社领导下，原来各村的纺织社、组也重新开办起来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，又新建了不少村社。这时(zhèshí)的业务仍以纺织业和经营生产资料为主，并开始经营火柴、毛巾等小百货。 1943年，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春荒，区联社积极发动群众(fādòngqúnzhòng)掀起了纺织高潮。纺线(fǎngxiàn)织布按质量好坏支付(zhīfù)工价，一等线每斤支付谷子8斤，二等(èrděng)6斤，三等5斤，织一匹布一等工价9000元，二等8000元，三等7000元（当时流通的法币）。以工代赈，帮助群众自力更生，生产救灾，度过荒年(huāngnián)。 1944年7月，诸葛区联社(liánshè)第一届社员代表会议(huìyì)在(zài)李家(lǐjiā)河北村召开。会议选出了社长，并选举产生了区联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至此，区联社在机构人员方面进一步健全和充实。机构分为业务、会计、运输、油坊、染坊、药股、门市等。 诸葛(zhūgě)合作社的建设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对打破敌人封锁、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、支援生产、解决部队被服、枪支弹药、医疗等问题，以及供应军需(jūnxū)民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，深得当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。如略疃村社1944年3月份在200万元股金基础上办(shàngbàn)的纺织社，到(dào)6月份一结账，每个股金分红6000元。入股社员(shèyuán)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，全村百十户人家，只有两户未入股，股金增加到1000多万元。区联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股金不断增加，业务经营(jīngyíng)也逐渐扩大。他们除原来(yuánlái)的经营业务之外，还在下华庄、常庄两处村社开办了油坊(yóufáng)，在华庄、略疃等村社办起了小(xiǎo)酒厂。仅略疃一村，一个冬天生产柿子酒40000多斤。 当时在沂蒙根据地(gēnjùdì)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，一直关注诸葛合作社的发展。1947年，他(tā)在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：“1944年，首先在沂水县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(qúnzhòng)自己掌握、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(liánshè)。”在《怎样(zěnyàng)办合作社》一文中，薛暮桥指出：“只要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，合作社就应当想(xiǎng)法替他们来解决(jiějué)。至于解决办法，可由群众自己商量。许多事实说明群众自己商量出来的办法，往往比某些(mǒuxiē)干部主观想出来的办法高明万倍。” 而今(érjīn)，合作社的精神在诸葛镇开花结果。当地综合考量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、产业布局、红色资源等要素，将全镇(quánzhèn)100个自然村划分为“陌上花开”“钛向未来”“果乡沂河(yíhé)”3个片区，通过连片规划、连片投入、连片共建、连片发展，将各村资源有(yǒu)效整合、优化重组、科学配置(pèizhì)。“我们(wǒmen)鼓励引导各村立足农业传统优势，成立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林果、经济农作物(nóngzuòwù)种植产业，让村村有产业、户户有收入。”诸葛镇党委书记刘涛说。 （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龙超）